文 | 許家綾（交大社文所碩士生）

Amy Villarejo教授任教於康乃爾大學表演與媒體藝術系（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nd Media Arts）及比較文學系（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專長為電影與媒體研究、女性與酷兒媒體研究、紀錄片研究、電視研究、批判理論及文化研究等。她的專書Lesbian Rule: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Value of Desire（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曾獲美國電影與媒體研究學會年度最佳書籍獎。她和Marcia Landy合著的Queen Christina（BFI Publishing, 1996）則為明星研究與酷兒電影研究的先鋒與重要著作，而她於2016年出版的Ethereal Queer: Television, Historicity, Desire（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則為研究當代酷兒電視與影像文化之專書。

在這場演講裡，她透過酷兒（queer）跟身心障礙者（disability）的社會定義，思考如何藉由體現（embodiment）、欲望（desire）與可及性（access）三個方向重新理解「規範」與「正常」的概念。

何為「正常」？演講一開始，Villarejo教授先以一連串的提問引導現場參與者實際透過自己的聽覺、嗅覺、視覺及身體去感受周遭。現象學認為身體是知識的來源，個體能透過五感及身體持續認識世界，與世界相互聯繫。因此，藉由聽到冷氣的運轉聲、移動時的身體變化等感受，人們了解自己身在何處以及自己是誰，這種能自由移動而不會遇到阻礙的身體以及使用身體的方式被社會定義為「正常」。

然而，在社會文化建構「正常」概念的同時，已經假定所有人經驗世界的遭遇都相同，這種假定「正常」的概念經常會以普遍性的樣貌出現在生活周遭，像是當親友詢問你最近有沒有遇到好的對象，問題背後假定的通常是異性別。酷兒跟身心障礙者兩種群體在此挑戰了社會對於「正常」的假定，也挑戰了對於「我是誰」的自我認同。Villarejo教授指出，酷兒一詞在歷史脈絡裡會用來指稱不照著規範、感知不「正常」的身體和行為，她也進一步舉出兩位對於思考酷兒及身心障礙者很重要的理論家如何挑戰「正常」的概念：酷兒理論家Michael Warner以「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描述異性戀常規如何將自身呈現為正常並典型的社會過程；曾出版身心障礙研究專書《特異的身體》（Extraordinary Bodies, 1997）的女性主義學者暨身心障礙研究先驅Rosemarie Garland-Thomson則透過對「常人」（normate）概念的命名質疑人們對於「正常」身體的想像。

在介紹了演講的主要理論概念之後，Villarejo教授展示了加拿大與美國紀錄片導演Astra Taylor《反思人生》（Examined Life, 2008），導演與八位現代哲學家們一起在城市裡行走，談論他們如何在當代文化生活裡運用自己的思想。在影片中，美國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家Judith Butler和她的學生Sunaura Taylor在城市中散步談話，Sunaura描述自己曾在去買咖啡時以嘴取杯而遭人側目的經驗，指出自己身為身心障礙者，會令旁人感到不自在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她使用身體的方式不符合社會既定的標準，也因她挑戰了社會對於身體與物之間關係的想像。此外，不符合社會常規的身體使用方式、和身心障礙者及性別少數面對的暴力與歧視也有緊密關聯：Butler藉由走路方式陰柔的男同志青少年只因在街上以「不符異性戀常規」的方式行走，便遭殺害的實際事件，思考異於「正常」的身體展演如何引發他人施暴的慾望；Sunaura則以自己坐輪椅的姿勢被人取笑像猴子的經歷，進一步對人與非人在身體使用方式的差異以及兩者的界線所在提出疑問。

在此，Villarejo教授轉向Gilles Deleuze，認為他的理論提供了我們一種重新思考身體的方式：透過「身體可以做什麼？」（“What can a body do？”）的提問，Deleuze將身體概念從確定性的整體轉移到拼裝體（assemblage）的層面。換句話說，重點不再是思考什麼是「理想的」身體、「正常的」身體，而是思考身體在社會提供的條件下能或不能做什麼。例如：透過輪椅，身心障礙者可以行動；透過眼鏡，近視的人得以看清楚。當我們將身體視為拼裝體的同時，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不再是「不正常」的人的特殊需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需求，只是差在需求的差異跟多寡。因此，障礙的概念便從化約成個人缺陷的論述轉而認為障礙是社會建構而成，在社會模式的定義下，身心障礙者的「身體功能損傷」（impairment）不再與「障礙」（disability）的概念直接劃上等號。

Villarejo教授也援引酷兒學者Sara Ahmed的著作《酷兒現象學：方向、客體和他者》（Queer Phenomenology: Orientations, Objects, Others, 2006），強調身體與物、與空間的新關係：由於現象學著重身體與週遭環境的關係，因此當人朝向物的同時，物也將人導往某個方向，身體和物在接觸的過程中相互形構彼此。例如桌子之所以是桌子源自於人們會使用它來進行寫作、聚餐或開會，人們使用桌子的方式則形塑他們與空間的關係。身體與物的可及性構成我們所熟悉的周遭，並形塑社會的常規概念，影響人們如何理解與使用物。Ahmed以酷兒現象學的概念擾亂了身體與物之間的常規關係，形成一種失向（disorientation）狀態，開放對感知外在世界的其他可能。

最後，Villarejo教授以印度導演Shonali Bose自表妹生命經驗中得到靈感而拍成的電影《乾吧！我的彩虹人生》（Margarita with a Straw, 2015）為例，討論這部電影如何讓觀者關注身心障礙者的主體性及其生命經驗。《乾吧！我的彩虹人生》是一部關於身心障礙者如何面對自己的障礙身體及探索自我情慾的電影，由於既成社會觀念通常將障礙者視為需要協助的客體，卻鮮少注意到他們的主體知識與需求，這部電影提醒了觀者，身心障礙者不僅是其生命與行動的主體，也需要性。此外，因身心障礙者與「正常人」理解世界與在世界中移動的方式有所差異，當一個演員要演出身心障礙者的角色時，她必須去經驗身心障礙者如何遭遇世界。因此，我們的社會應更積極地將身心障礙者視為知識的主體形式。

無論是暫時性的行動不便或是先天的身體功能損傷，每個人與周遭事物的連結都可能會因為生命經驗而改變，本演講藉由重新思考身體概念以及身體與物、與空間的關係，賦予酷兒與身心障礙者社會性的定義，不僅挑戰社會規範對「正常」的假定，也將障礙（barrier）從個人議題轉移到社會常規對於體現的限制。透過本演講，人們能重新思考社會措施如何提供所有人自由穿梭世界而不受阻礙的環境，人們又能如何在社會體系裡相互幫助彼此的需求、與他人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