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 09/25/2020

映後座談講者｜賀照緹導演、蔡華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記錄｜葉寶儀 （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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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於9月25日舉辦第一場「亞際社會迷你影展」系列講座，此講座同時為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蔡華臻老師開設的「紀錄片與論文電影」課程的一部分。講座題目為「以紀錄片製作從事人文與社會調查：與台灣導演賀照緹對談」(Documentary Filmmaking as Humanistic and Social Inquiry: In Conversation with Taiwanese Film Director Ho Chao-ti)。課程放映賀照緹導演在2018年的作品《未來無恙》，並邀請賀導演參與映後講座。賀導演曾獲多個重要國際影展獎項，作品亦曾獲紐約當代美術館（MoMA）之邀約展出。除了是紀錄片導演之外，賀導演也身兼電影製作人，亦曾任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監事、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理事、台灣國家電影中心董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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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導演的影像作品一直關注邊緣的社會議題，例如《我愛高跟鞋》(2010)討論全球化，《303》(2012)聚焦移工和新二代處境。《未來無恙》的視點則落在結構性貧窮、偏鄉、原住民情境下的兩個台灣女孩輝珍和沛穎的成長故事，賀導演扼要地把這部片形容為「兩個女孩拒絕做受害者，而把自己用自己的兩隻腳站成少女戰士的紀錄片」。《未來無恙》最初的構想是計畫拍攝由社工輔導的12個休學青少年，拍攝過程中，鏡頭卻慢慢被兩個女孩的生命經驗所吸引，不僅形成一種女性視角，也逐漸遠離原先「勵志片」的設定。整個拍攝和後製過程共花了7年時間，其中3年時間主要用來剪接，剪了100多個版本，過程中迎來各種美學、政治與倫理的難題，不斷質問紀錄片工作者的位置，淬鍊成最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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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後講座的環節中，在場參與者非常踴躍地分享和提問，主要圍繞賀導演的影像美學、政治與倫理，以及紀錄片導演的歷程。首先在《未來無恙》的風格設定上，主持人蔡華臻老師認為《未來無恙》是部讓人心痛的電影，但影像處理情感與事件的方式，卻相當節制。相異於台灣主流紀錄片偏愛敍述小人物奮鬥成功與正向情感氾濫的人道主義式溫情電影路線，此片反而在剪接的時候非常克制；如果仔細觀看此部電影，可以發現隨著影片的進展，有許多其他導演可能會強調與渲染的情感與情節，在這部電影裡都剪掉了，留下了許多的空白，影片的豐富意義也在那些空白之間逐漸展現。她以片中輝珍練習跆拳道的幾次鏡頭為例，從第一次輝珍練跆拳道到往後幾次她練跆拳道的鏡頭，層次隨著影片的進展逐漸增加，直到影片最後，我們看到輝珍參加跆拳道比賽時，其中意義已經大不相同。不過作品並未明言那些改變是什麼，而是讓不同層次的意義在作品留白處浮現。對於電影省略了太煽情的部份，劉紀蕙老師表示同意，她提問賀導演捨棄了哪些片段以及她如何作出剪接的選擇。賀導演表示，剪接過程裡會遇到的關鍵問題是：觀眾需要知道這些部份嗎？她需要讓觀眾刺痛到那個程度嗎？不同於調查式紀錄片的風格設定，《未來無恙》不會把所有資訊披露給觀眾，反而保留更多情緒的空間，要求觀眾往前介入、意會和感受。例如當輝珍敍述她的創傷經驗時，賀導演認為採用她面對鏡頭的自述會過於尖銳也沒有必要，因此這段選擇車子後座拍攝公路的空鏡，空鏡和慢鏡頭的使用讓觀眾可以放慢步伐，整理接受到的資訊，在觀眾往前傾聽的姿勢之中，感受就會成形。原本製作的11首配樂也因導演希望不要將配樂當成煽動情緒的提示，最後只留下片尾曲，影像的音景以現場收音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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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電影的主調錐心刺骨，但從現場分享的觀影經驗來看，電影並沒有盡然把觀眾困在絕望的暗夜，而是讓觀影者直面這些現實的張力、矛盾和動態，思考意義的多個層次。蔡華臻老師認為，電影呈現了結構性弱勢的母親的憤怒和尖銳，也呈現了所有人物和關係的複雜性，以及被攝者和拍攝者關係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的變化。她以輝珍被送去中途之家，後來透過攝影機中介與母親談話的場景為例，指出這個場景帶出來的母女關係與表達愛的方式與互動相當複雜：一方面，藉由攝影機的中介，兩個平常未必會用此種明顯的方式去表達「愛」的人可能會因為物理距離與攝影機的中介而大聲說愛。另一方面，在此對話裡，母親說她選擇「原諒」她的女兒、輝珍談到自己沒有盡到女兒的「責任」，揭示這對母女一言難盡的情感關係和互動。蔡華臻老師也補充道，輝珍參與同志遊行的片段是此部電影裡極少數的烏托邦時刻(utopian moment)，但此遊行並非少女人生旅程的句點、此場景也不代表光明未來已經到來，觀看電影的我們都知道在這個短暫的烏托邦時刻過後，少女面對的艱難與挑戰仍會持續。對此，賀導演也提及電影開場鏡頭的選擇：畫面中，輝珍的視線越過鏡頭，猶如與鏡頭對峙，表現出一種強韌的生命力，那就是電影的開端，交代了輝珍的家庭與生命狀態。此外，在座參與者也詢問導演對於電影色調的選擇，賀導演指出自己雖然用了寫實的灰調，但特意調得比本來的灰調再亮一點點，這個微調突顯了導演的用心：她不希望觀影者籠罩在絕對和無盡的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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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討論的焦點是影片裡歷史素材的使用。蔡華臻老師認為，《未來無恙》對於新聞影片(newsreel)的引用提供了一種尖銳的社會批判性視角，著重於提問偏鄉原住民少女的生命何以一直重複背後的歷史性與結構性問題，同時希望觀眾主動參與詮釋和思考，因此導演並未更直白地使用旁白的方式指引觀眾如何思考，而是讓新聞影片說話。彭明偉老師認為這種使用了外部的、官方的檔案去交代地區歷史略顯突兀，想了解電影是否可能展現更多當地漢人以及男性的面向？對此，賀照緹導演強調電影的選擇是經過思考後做的決定，她認為如果找學者或其他人物交代地區的政治經濟條件和人均收入會讓影片內容很生硬，使用歷史新聞片反而能巧妙地點出這個區域的過往歷史如何讓在當地生活的人們墜入結構性的迴圈、這些人又如何被訴說，她也說明影像檔案也可以激發不同的思考角度和創意，對影像工作者是很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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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參與者亦就紀錄片工作的倫理問題，及紀錄片工作者的介入形式以及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提問。劉紀蕙老師問道，目前電影裡保留下來的影像是否暗示著下一代的生命會重複上一代的軌跡，還是反而呈現出某種不確定性？另外，紀錄片畢竟只能參與他人其中一段人生，拍攝結束後，兩位女孩往後的人生又會變得如何？賀導演認為，結構性貧窮的問題猶如在貧瘠泥土生長的脆弱植物，需要換土才可能改變其處境，她確實介入了兩位女孩的生命，但她個人的努力和陪伴並無法扭轉弱勢面臨的困境，這件事需要全面的、社會性的支援系統加以協助。翻轉結構性的問題何其困難，但賀導演仍不願以上一代的遭遇來本質地命定年輕的生命，她指出片名「未來無恙」雖然是她單方面的願望，但無論是片名的選擇，或是她和兩位女孩的互動和互相影響，都是介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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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兩位青少年，賀導演坦承自己的確是一個有資源的成年人，不過很多時候她不會展露這種資源。首先，這與她長期拍攝紀錄片的習慣息息相關，攝影機本來就代表權力的存在和行使，可能會逼迫鏡頭前的人物講話，對此，她認為必須自覺地下放自己的身段。另外，青少年的狀態經常會喚醒和呼應她心裡的青少年聲音，因此在與兩位女生的互動中，除非對方有危機出現，否則她很少說教，而是選擇溫柔地給她們忠告，這讓她們之間的相處很順利。然而，當輝珍帶著滿滿的期待朝導演跑來，喊她「乾媽」，這件事就上升為人與人的關係的層次，關乎個人是否願意承擔這個重大的責任，對她個人而言，她無法給予這個允諾。蔡華臻老師在此補充了女性導演工作的性別視角，她認為中年女性在台灣社會裡非常容易被編派一個母親的角色，這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中年女性的社會角色的局限性期待。賀導演指出自己接受不同媒體訪問時也經常被問及母性的問題，但她認為兩位女生對她的投射是她們之間獨特的關係，對於這種社會主流論述的預設，她則批評想要成為母親應該是個人選擇，而不應該是一種社會對性別角色分工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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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末段，賀照緹導演分享她從過去到現在作為紀錄片導演和製作人的心路歷程變化。蔡華臻老師詢問賀導演最初為何想拍紀錄片？至今又為何一直願意拍下去？賀導演表示，她曾當過文字記者，並以此身份接觸到很多人、觀察到主流裡不被看見的社會面貌。然而，囿限於新聞產業的產製條件，她對世界和他人的理解必須以日為單位，截稿以後往往沒有餘力去追蹤這些社會事件。她若要對這些社會現象緊追不捨，能選擇的形式並不多，紀錄片就是她選擇的道路。與另一位參與者互動的時候，導演談及她年輕的時候或許會認為拍紀錄片是最重要的事情，不過歷練漸多後，就發現真實人生才是電影的母帶。她以《303》的拍攝經驗為例，指出拍攝此片時，有一段本來要拍裡頭一位新移民父親入獄的片段，但因為他的妻子的情緒過於激動，他們就中止了拍攝，過去陪伴她，因此她認為自己的想法已和年輕時不同，對於重複經歷生死哀樂已經沒有那麼大的興致。此外，賀導演也分享她早期讀過女性主義理論，也讀過研究所，踏入職場的時候已經「武裝」好自己，準備面對性別不友善的世界。但她早期拍攝紀錄片時卻會特意迴避性別視角，因為她知道她的理念太強，反而會拍出太教條的作品。拍片多年以後，現在的她反而已經有信心用女性的角度，溫柔地說好一個故事，並讓這部片子成為陪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