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舉辦的COVID-19密集課程「生命治理：部署．記憶．情感」進入第二天，蔡華臻老師以時間性切面為始點，回溯愛滋運動組織ACT UP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的運動實踐。ACT UP在運動實踐形式與思維的創新不僅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何謂「緊急狀態」，也深深影響文化研究與人文領域拓展對於情感與政治、公共與私人、檔案使用等理論的思考，進而佐證理論與實踐交織且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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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起，新冠肺炎在全球迅速蔓延，為防止疫情擴散，多國皆實施嚴格的邊境管制與入境後檢疫的措施，部分學校與公司也開始採用遠端授課或居家辦公的方式降低感染風險。若仔細檢視防疫期間流傳在大眾媒體的公衛修辭，除了會發現政府透過「指揮官」、「防疫大作戰」等（類）戰爭詞彙宣稱國家正處於「戰時狀態」，許多以防疫之名出現的歧視言論或排外行徑更讓人不斷回想起1980—90年代愛滋在美國爆發初期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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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一開始，蔡華臻老師指出許多COVID-19流傳的公衛修辭皆與時間性息息相關：「戰時狀態」是一種不同於日常的特殊時間性，政府彷彿能在此時大幅擴張自身權力，合理化一切決策的制定與執行，這種治理邏輯與戒嚴體制似曾相似。而「初期」一詞代表這個疾病目前尚未散播到「大眾」，僅與少數群體有關。另一方面，她援引兩位理論家的著作，提出兩種思考此特殊時間性的可能與向度。在著名的〈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裡，德國理論家Walter Benjamin援引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描繪面朝過去的歷史天使看見過去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他面對眼前被災難卷起的廢墟灰燼，進步的風暴卻讓他不得不被吹向他所背對的未來。Benjamin透過歷史天使的形象闡述進步史觀將歷史視為由過去、現在與未來密不透風地銜接的連續體，並質疑這種線性的史觀無助於人們從歷史中反省根本問題。他認為對被壓迫者而言，他們身處的緊急狀態是一種常態，而非例外狀態，因此他提出另一種非線性的史觀，強調歷史如何在面前開展。酷兒理論家暨前ACT UP-Austin成員的Ann Cvetkovich在著作An Archive of Feelings裡亦指出一種特殊的緊急狀態與時間性：1980—90年代初，ACT UP的成員每天都在面對家人、愛人或朋友逝去，且這些人的經驗是被官方歷史排除的，因此這種狀態不僅總是伴隨創傷，也具有被記憶與紀錄的緊急性。與此思考眽絡密切相關的酷兒理論家如Jack Halberstam與Heather Love則將這種與死亡經驗交織、沒有未來的狀態進一步理論化為「酷兒時間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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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1年開始，紐約與洛杉磯的同志社群皆有人陸續感染愛滋，儘管病例迅速增加，但因患者幾乎都是男同志，美國當局消極以對。影片《雷根政府對愛滋問題的冷酷回應》（Reagan Administration’s Chilling Response to the AIDS Crisis, 2015）如實呈現了雷根總統對此議題的漠視：1982—1985短短三年間，病例已從八百多例快速躍升至五千多例，白宮發言人面對記者的提問時卻絕口不提愛滋這個詞，甚至語帶嘲弄，煽動現場的反同情緒。記者會現場的人們對於同志族群的揶揄亦劃分了「我」與「非我」的界線，預設在場的人都與這種被視為「同性戀的瘟疫」、「同性戀的天譴」的疾病無關。蔡華臻老師以此片為例，說明ACT UP有非常多位藝術家成員，因此他們對運動形式、思考空間的方式，以及紀錄當下的形式皆進行多方嘗試：在形式上，不同於BBC或CNN等官方媒體線性且正式的紀錄片語言，ACT UP運動者的影片通常傾向使用相對大膽且特殊的影像語言。在檔案的使用上，此片除了凸顯年代與感染人數，也交叉剪接白宮記者會的錄音檔、簡報檔以及受愛滋影響的男同志社群的紀錄影像，這種同時使用官方與非官方檔案的方式深深影響當代酷兒理論與藝術理論思考檔案的定義、紀錄與重建那些被官方檔案排除之群體的方式。在情感（affect）上，此片直接反應拍攝者與性少數群體的憤怒，凸顯ACT UP試圖反轉被排除的抗爭邏輯，藉由動員負向情感連結彼此，開展新的社會行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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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劇作家Larry Kramer與友人成立的ACT UP上承1960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婦女運動與反越戰運動，強調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與公民不服從，他們的運動實踐不僅採用諸多展演形式體現負向性（negativity）與負向情感的社會性與政治性，重新思考如何紀錄關於創傷的特殊時間性，同時展現被歷史或官方檔案排除在外的人對他們與檔案之關係的思考。這些運動形式與思考後來也影響「酷兒國」（Queer Nation）、佔領華爾街乃至近期的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此外，ACT UP的成員並不只有男同志社群，也有許多女同志、雙性戀同志與異性戀，其成員組成的多元讓這個組織採取有機體式的結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結盟政治允許不同群體在結盟時仍保有彼此差異的特點讓ACT UP得以超越認同政治經常被簡化與本質主義化的問題，同時反映在一場如Walter Benjamin所描述的歷史性災難裡，性少數群體如何在這個前所未有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中思考自己的位置、動能與結盟的開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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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分享許多ACT UP的藝術實踐例子：在「沈默等於死亡」（”Silence=Death”） 的宣傳裡，擺放在黑底海報上的粉紅三角形原為納粹時期用於識別男同志的標誌，此處用來提醒歷史對性少數族群的壓迫，揭示發聲的重要性與緊急狀態；「他殺了我」（”He Kills Me”）透過並置黃黑組成的圓圈、微笑的雷根以及雷根下方怵目驚心的一行字「他殺了我」，在顏色與情緒上做出對比與反差；「親吻抗議」（“Kiss-In”）的行動由一群不一定是戀人關係的性少數群體衝到公共空間開始接吻，由於當時（現今亦然）的芝加哥居民對於性別少數並不友善，因此這種在公眾空間展演少數群體親密性的抗議行為很容易讓抗議者遭受立即的身體性暴力攻擊，甚至有危及生命的風險。同時，這場運動也透過口號「我們在這裡，我們是酷兒，我們不是來購物的！」（“We are here, we are queers, we are not going shopping!”）強調消費主義也是壓迫他們生活的一環。此行動日後影響如Lauren Berlant等酷兒理論學者開始思考親密性政治的重要性；「死亡抗議」（“Die-In”）的行動以橫躺在抗爭現場的方式讓死亡在公共空間出現，藉由一群倒下的人告訴大眾有很多人已經死去與正在死去，凸顯政府與大眾對性少數群體處境的漠視；「骨灰行動」（”Ashes Action”）透過參與者將死去朋友或愛人的骨灰灑到白宮草坪的行動，讓死者佔據漠視他們的空間，重寫空間意義；「絕望日」（”The Day of Desperation”）的系列行動發起於1991年波灣戰爭期間，ACT UP成員不滿美國在漠視性少數族群訴求的同時仍有心力在海外從事帝國主義侵略行為，故闖入CBS晚間新聞播放室，在鏡頭前大喊「愛滋才是頭條，要對抗的是愛滋，而不是阿拉伯人！」（”AIDS is News. Fight AIDS, Not Arabs!”），更在紐約中央車站大廳懸掛「金援愛滋病，反對波灣戰爭」（”Money for AIDS Not for War”）的看板。此外，蔡華臻老師也介紹了兩部與ACT UP有關的電影，《在憤怒中團結》（United in Anger, 2012）揭示憤怒如何作為受壓迫者的連結點，《波光粼粼的生命：在此凝望》（Silverlake Life: The View from Here, 1993）則紀錄同時身為拍攝者與被攝者的男同志伴侶如何採用影像日記的形式拍攝生命的消亡、死去以及面對失去愛人的哀痛，體現沒有未來的酷兒時間性。從上述例子可以觀察到ACT UP的社會運動經常讓過往運動抗爭裡不可視的負向性與負向情感在公共空間裡被看見，不僅挑戰情感與政治二元對立、公眾與私人分野的論述，更促成理論生成與行動實踐的交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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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後，在場與會者分別就藝術者的行為意識、今昔負向情感的訴求差異以及精神醫療領域的負向情感幾個面向上與蔡華臻老師進行熱烈的交流。一位與會者以湯皇珍為例，指出她會將自己爭取發展華山藝文特區以及將創作者納入職業類別的行為歸類為社會運動，行為藝術表演則歸為藝術創作，因此他疑惑藝術行為與社會行動之間若在創作者的意識上仍有區別，直接將藝術與社會行動連結成同一件事是否可能無法看清訴求的對象或意識的區別？對此，蔡華臻老師指出一般約定俗成的藝術家與ACT UP運動成員的思想差異在於預設藝術發生的場域與目的不同。通常藝術家關注藝術與場域如何連結的思考背後已含有機構化的藝術史觀，但ACT UP成員並沒有預設自己會活下來成為藝術家，因此他們的創作並非為了成就藝術本身，且該組織上承偶發藝術（happening）及民眾劇場（people’s theater）等劇場運動的運動形式亦是為了打破我們對藝術的定義以及藝術可以在哪些空間裡發生的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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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與會者分享一位ACT UP的早期成員Peter Staley為了抗議發表反同言論的政客，用特製的特大保險套套住政客的家，強調比起HIV或愛滋，更致命的是這種對同志的歧視。以此為引子，他好奇負向情感對話的對象是否會因時間性出現轉變，對照1980—90年代的ACT UP對抗政府與社會大眾的漠視以及自身社群與死亡緊密相連的緊迫感，目前台灣政府已對全人甚至愛滋的健康照護投注非常多心力，若現在要透過負向情感動員去促成社會變遷，負向情感要對抗或對話的對象可能會是什麼？對於這個疑問，蔡華臻老師強調負向情感實際上存在階序差異的問題，因為向公眾展現負向情感經常是特權者才有的權力，優勢群體的負向情感必然會被政策優先回應與處理。例如川普的政治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便是動員白種美國人對外來者──特別是移民與有色人種，以及性別少數──的恐懼與抵抗。相反地，被壓迫的群體為了向壓迫者對話與爭取權益，相對沒有思索或動員負向情感的空間，只能透過自我翻譯的方式以常規模式發聲。例如長榮罷工的空服員一定要美麗快樂地出現在媒體報導下，才能得到社會同情，而移工在台灣爭取權益時，表現正向情感也比較可能獲得認可與同情。這點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普遍性偽善。至目前為止，台灣社會仍只能接受以常規形象出現的運動者發聲與爭取權益。運動者能如何與社會對話，以及如何思考運動者面對結構性不公義與壓迫時所面對的更深層次問題，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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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位與會者提及精神醫療領域裡如果動用負向情感，反而無法取得很強的力量，因為他們不會被同情，而是被病理化、被視為個人主動的選擇，而非社區資源、健保制度乃至整個生物精神醫療體系造成的醫病問題。蔡華臻老師以Ann Cvetkovich的著作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為例，指出Cvetkovich、Lauren Berlant與Heather Love等文化研究學者之所以討論政治的親密性或所謂個人性的情感，正是因為這些被視為個人的、沒有政治動能的情感其實都具有政治性，像今天講座談到ACT UP這個運動組織有一部分的行動也是透過影像紀錄將個人經歷公眾化。因此這個問題可以回到我們整場講座的主軸：文化研究的情感轉向正是在打破公眾與私人、情感與政治的二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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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擴及全球，尚無法完全控制住的疫情讓多個國家都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實施嚴格防疫措施的同時也限縮了人民的權力。然而，在緊急狀態下實施的各種政策是否必然合理？緊急狀態又是否必然代表一種不同於日常的特殊時間性？這場講座以Walter Benjamin出發，並以「酷兒時間性」的概念指出了另一種非線性的、沒有未來的緊急狀態，進一步以1980—90年代ACT UP將個人經驗與負向情感帶進公共空間的平權行動為例，強調公眾與私人並非如過去傳統公眾領域論述般涇渭分明、二相對立，連結與動員少數群體負向情感的社會運動經驗更證明看似私人或次要的情感同樣具備社會性與政治意義。